颠覆、解构与创新 2019-10-20 18:06

  摘要:香港警匪电影是最具香港特色的电影类型,积聚着香港社会独特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追求。新世纪的香港警匪电影从简单的警匪矛盾中脱离出来,更加关注隐藏于人物背后的精神内核与多变人性;在叙事架构上,影片勇于打破传统警匪叙事的时空链条,以多变的时空、复杂的情节取代了身体暴力带来的观影快感,对兄弟情义的解构以及对理性法制的推崇使香港警匪电影逐渐滑向“英雄末路”的黑色影像。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潮涌动下,香港警匪电影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出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影片佳作,如《点指兵兵》《边缘人》《故事》《英雄本色》等。进入90年代,香港警匪电影更加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巧妙融入黑帮元素与英雄视角,在香港影坛掀起了一股“古惑仔”黑色风潮,解构了传统警匪电影中的黑白冲突,实现了类型的交融与变奏。随着 2003年《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 CEPA)的顺利签订,香港电影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能快速适应内地电影市场的审查机制,弥合香港观众与内地观众的审美差异,是香港电影人必须解决的问题,也直接促发了香港警匪电影的风格嬗变。

  学者郝建认为,“警匪片,是以或执法人员和强盗、不法分子为主人公,描写他们之间的冲突的电影类型。”①新世纪以前,香港警匪片极力渲染警匪间的对立冲突,人物性格典型鲜明,善恶两分。进入新千年,香港电影人逐渐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低迷阴影,开始对电影创作进行反思和创新,深入挖掘人性深处的多面灵魂,进一步拓展人物性格内核,为香港警匪电影注入了新鲜血液。

  2002年,由香港导演刘伟强、麦兆辉执导的电影《无间道》走入观众的视野,“双重卧底”的人物塑造、善恶模糊的人性符码冲击着观众原有的审美认知,剧中人物的灵魂迷失和对身份属性的苦苦追寻正隐喻了九七后香港人对自我价值的质疑与迷茫。作为黑帮卧底潜伏于警界的督察刘建明,承受着强烈持久的精神煎熬,痛苦不已。为摆脱黑恶势力的控制,获得重做“好人”的机会,他在与黑帮之间徘徊周旋,借助警方的势力铲除“同门兄弟”,以行善的名义进行着自己罪恶的行径,人性的黑暗与身份的迷失使其一步步陷入命运的深渊。这种“以暴制暴”的行为逻辑在刘建明自私隐晦的心理表征下显得苍白无力,警匪间的矛盾冲突已超越黑白身份的外在表象,而潜藏于人性灵魂深处的个人意志之中。

  电影《伤城》中,刘正熙被家族灭门的童年阴影所笼罩。在仇恨的驱使下,他把妻子作为复仇的棋子,精心策划着一场场残忍的报复计划。愤怒的种子在心中滋长,血腥与杀戮把他推向了法律的边缘,在血刃仇人的强烈快感背后,隐藏着他对未来生活的绝望和对灵魂缺失的痛苦。的身份属性已成为他复仇计划的保护伞,导演借助警匪冲突的华丽外衣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人性沉沦的荒漠图谱,强烈的悲剧宿命气氛笼罩全片。在杜琪峰的电影《放逐》中,的价值属性消失殆尽,为平稳退休而对黑帮火拼置之不理,为金钱利益而不惜出卖身份与兄弟情义,影片以现实主义的黑色手法彻底解构了代表正义的形象,体现出对社会价值体系的质疑与拷问。

  2014年,林德禄导演的《反贪风暴》以香港真实的贪腐罪案为创作蓝本,以全知的叙事视角还原出香港社会繁荣表象下的黑色地带,通过政、警、商三界的利益勾结与权钱交易再一次瓦解了香港电影中的正面形象。影片中,高级警司黄文彬知法犯法、以法牟利,在权利与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为消灭罪证不惜买凶杀人,身份已成为其罪恶行径的护身符码,正义与法治理念消失殆尽。

  近年,香港警匪电影常常以一种相对隐晦安全的方式挑战制度与权威,获得观众的心理认同与情感满足。影片《风暴》中,警队精英吕明哲试图通过非法手段抓捕罪犯头目曹楠,同时利用陶成邦的心理弱点使其成为卧底,为消灭自己的逼供证据漠视生命与死亡,在内心的挣扎与纠结中体现出人性的真实。电影《三人行》中,陈伟乐为了“惩恶扬善”,试图以杀人灭口的形式实现伸张正义的理念,最终因职责的缺失与内心的羞愧引咎辞职。新世纪的警匪电影,导演往往借助的“非法”行为折射出香港社会在市民心中的精神投影,以一种复杂的逆反自罪心理迎合观众人性的潜在意识,力图在规则之外满足观众想象中的心灵自由。

  叙事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如影随形地相伴。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②好莱坞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对电影结构是这样阐释的:“结构是对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选择,这种选择将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序列,以激发特定而具体的情感,并表达一种特定而具体的人生观。”③

  香港警匪电影的经典叙事系统常基于观众对影片时间的顺向理解,采用线性叙事的手法讲述故事,以“开端-发展-挫折--结局”的故事框架迎合观众固有的观影经验。但线性叙事的平铺直叙和简单因果关系很难满足观众日益增强的审美需求,跳跃的时间和模糊的空间所构建的非线性叙事结构能够更好地设置情节悬念,造成观众对剧情的短暂迷惑,以半知视角打破观众原有的心理预期,获得更加刺激的观影快感。《无间道》三部曲作为香港警匪电影的救市之作,以倒叙、插叙的手法创造出多元变幻的影像时空,以心理化、主观化的叙事时间重新组接情节链条,在模糊迷离的叙事空间中通过观众的想象和推理实现无间世界的“颠倒”与“错乱”。2015年,由香港导演翁子光执导,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踏雪寻梅》通过臧SIR的旁观视角透视香港边缘社会群体的悲惨命运,叙事时空围绕佳梅与丁子聪的个人故事交替展开,通过平行蒙太奇和交叉蒙太奇等剪辑手法使破碎的情节链条重新组接,谱写出一曲饱含血泪的悲情赞歌。

  2016年,导演杜琪峰以其荒诞戏谑的灰色影像风格为香港警匪电影又添佳作——《三人行》。影片叙事围绕“-匪徒-医生”间的矛盾冲突展开,在医院的封闭空间中,与匪徒之间的身份冲突由于医生的介入得以暂时消解,通过对医院病人身体与心理的细腻描绘,营造出压抑紧张的情绪氛围,渗透出导演对于生命与自由的理解以及对权利与职责的论争。影片中,医院是城市与社会的缩影,这里发生的生、老、病、死和利益冲突象征了现实社会的人情冷暖。作为社会救死扶伤的物质载体,医院承载着“生”的使命,掌握着“死”的边界,但悲惨的宿命似乎笼罩着医院的每个人,斗争与杀戮在看似宁静的环境中不断上演,构建出人与人、人与社会、正义与的隐喻空间。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特定空间中,身份所带来的善恶属性已然模糊,秉承“生命至上”理念的医生佟倩出于救人的善念给匪徒打的电话却使陷入“濒死”漩涡,最终又接受陈伟乐的合作策略,成为“正义谋杀”的帮凶。导演选取广东番禺医院作为叙事的空间载体,巧妙地把香港与内陆勾连起来,一方面缩小影片与内地观众的情感距离,另一方面抒发香港社会的群体思乡情绪,寄托导演对内地的心理依恋和寻根情结。

  “英雄是一种立足现实又指向未来的愿望理想和行动力量的化身。英雄是推动历史不断前进、社会不断发展、人性不断丰盈的根本的力量源泉。人们心中永远葆有英雄崇拜的情怀,英雄叙事仍然是电影影像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母题。”④

  早期的香港警匪电影十分注重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以获得观众的心理崇拜或道德认同。《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喋血双雄》中的杀手亚庄、《辣手神探》中的袁浩云、《暗战》中的华仔等,他们或遵循社会正统的价值体系,除暴安良、伸张正义;或反抗社会的不公,坚守内心的良知,以暴制暴;或徘徊于法律与制度的边缘,寻求道义与伦理的价值认同。影片赋予人物以全新的“英雄理念”,“英雄没有黑白之分只是性格不同,他只注重人物身上的英雄特质而不理会角色的概念属性。”⑤

  新世纪的警匪电影,“英雄”与“义气”逐渐冷却,人性与制度成为叙事的核心。在电影《门徒》中,卧底阿力精心策划抓捕阿坤的情节中,道义与情感在冰冷的法律面前苍白无力,身份的归属淡化了阿力出卖朋友的愧疚,仅以一句“我是”去弥合英雄的缺失,凸显出人性的冷漠与悲凉。《风云》系列电影中,已褪去了正义果敢的英雄光环,被塑造成见财起意、生活悲惨的社会底层。面对金钱的,他们不惜铤而走险,最终家破人亡、锒铛入狱。影片《毒战》更是通过警匪的殊死较量把人性的罪恶推向极致,毒枭蔡添明因意外车祸被警方抓捕,为顺利逃脱法律的制裁,他以出卖下线为诱饵误导警方视线,甚至连忠心跟随自己多年的徒弟也成为他自私的牺牲品,随着毒枭大案的“顺利告破”,他内心的罪恶仍在酝酿……这些影片以一种近乎悲凉的手法描绘了人性深处的恶念与贪婪,仿佛一股挥之不去的黑色阴霾使人绝望。

  2012年上映的警匪《寒战1》获得了2013年度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九项殊荣,成为香港警匪电影发展链条的转折节点。影片以创新的理念摒弃了传统警匪电影中警匪之间的矛盾冲突,转而投向对香港社会秩序的价值认同和法治归属。影片采用双线叙事结构展开叙事,在警匪对抗的叙事副线衬托下,警署内部对执法权的激烈争夺成为影片的叙事内核。与匪徒的生死碰撞更像是警队证明自身能力的花样秀场,警队内部的黑色阴谋与勾心斗角早已掩盖了身份的正义属性,法治精神取代江湖道义已成为影片全新的价值导向。如果说《寒战1》是对香港法治精神的正面褒扬,那么《寒战2》已融入对的批判与反思。在权力崇拜的精神引领下,制度与法治是凌驾于道义与人性之上的正义符码,英雄的独立个性随之隐退,日渐消解于社会政权机制的价值体系之中。

  2016年,由黄百鸣监制,林德禄执导的电影《反贪风暴2》导演不再努力刻画忠义神勇的英雄形象,而是通过人物的自我救赎与人格升华来推动叙事。重案组帮办刘保强沉迷但又迷途知返,最终以自我的牺牲完成了对人性与正义的宣扬,回归至法治的原点。同时,影片重申了正义与法治在香港警匪电影中的核心价值,摆脱了传统警匪电影中与廉署的对立冲突,通过“警廉合作”构建出影片的叙事内核,通过正义与的碰撞凸显以法治港、反腐为公的价值理念。

  香港警匪电影由早期的强盗片、黑帮片发展而来,随着香港电影产业的逐渐成熟,香港警匪电影已经冲出香港本土的地域限制和文化束缚,融入了更富有商业气息的叙事元素和价值理想。香港电影人通过“警”与“匪”的力量对话,传达出独特的情感理念与艺术追求,以求在人物的自我救赎中实现对人性的呼唤,在善恶的理性碰撞中迸发对正义的渴望。

  ③[美]罗伯特·麦基著,周铁东译.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39.

  ④李启军.英雄崇拜与电影叙事中的“英雄情结”[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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